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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破冰之路(上)

作者:范佳玉 文雪婷 發布時間:2019-12-18
摘    要


自從決定起草破產法起,對于是否承認個人破產主體資格的討論就從未停止。近日,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出臺個人債務清理機制,并受理了個人破產第一案,可見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破冰之路已經開啟。由于缺乏個人破產制度將導致對債權債務人的保護不周延,有關政府機構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期望能代替個人破產制度發揮效果,如汶川地震后為災后重建發出處理銀行貸款的通知以及司法解釋中規定的終結執行、參與分配、限制高消費等制度。然而,它們均存在一定的弊端,無法徹底取代個人破產制度。目前我國超前消費觀念普遍存在,銀行和金融機構征信體系基本形成,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能為我們提供豐富的立法和實踐經驗,可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可行的。


對于個人破產制度的構建,首先要確立公平和效率兩大原則,然后在此基礎上完善各項具體制度。一是自由財產制度,能夠保證破產考驗期內自然人的基本生產生活需要;二是免責制度,給破產個人一個從頭再來的機會;最后是失權和復權制度,既能懲罰債務人滿足債權人的心理需要,又能體現寬恕的法理念。將個人納入破產主體的范圍,有助于減少避債現象,完善個人信用體系,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諧和健康發展。總之,個人破產制度勢在必行,我國破產法的改革指日可待。


關鍵詞個人破產制度;征信系統建設;個人信用



一、問題的提出:從臺州中院個人債務清理第一案說起 


有關我國是否應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爭議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從未停止,一直以來我國《企業破產法》只是“半部破產法”,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普遍認為建立我國個人破產制度乃勢在必行。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指出,要通過建立個人破產制度解決“執行不能”的問題,完善我國現行破產法律相關規定。緊接著,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2月發布了《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首次將“研究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直接表述在司法改革白皮書中。有了這些堅實可靠的依據,同年5月8日,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全國首個有關個人破產制度的規定——《執行程序轉個人債務清理程序審理規程(暫行)》,一下引來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


柯某出生在臺州,今年54歲,是一個老實巴交的手藝人,從事木制品加工行業幾十年。2011年他不幸在一次木制品生意中被騙幾十萬元,無奈被迫向銀行貸款48萬余元。幾年后錢一直無法還清,銀行將其訴至法院。如今妻子已與他離婚,女兒也已出嫁,無固定收入的他所有存款加起來尚不足百元,屬于典型的“執行不能”情形。今年初,根據柯某的申請,臺州市黃巖區法院將該案移送至臺州中院,審查啟動個人債務清理程序。在法院及管理人的審理調查期間,柯某十分配合,沒有虛假申報、隱匿財產等失信行為。法院裁定終結該案的執行,并下達行為保全令,在一定的誠信考驗期內對柯某的相關行為和身份資格進行限制,待期滿他便可以回歸正常生活。由此,被執行人柯某成為全國“個人債務清理”第一人。


其實,我國像柯某這樣因為從商不幸最終資不抵債的“負翁”還有很多,但其他的負產者就沒有柯某這么幸運了。他們有的躲在山洞里過著原始生活 1;有的故意犯罪以求被關入監獄;一些人因為受不了涉黑逼債、暴力討債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還有很多人成天郁郁寡歡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面對結局的天壤之別,我們不禁深思,我國具備設立個人破產制度的條件了嗎?如果是,我們又該如何構建這一制度?設立后會帶來什么現實意義?


二、相關替代制度的弊端及個人破產制度可行性分析


(一)我國個人破產替代制度的現狀和弊端


經過了激烈的爭議,最終我國《企業破產法》第2條和該法司法解釋第4條 2 規定破產主體只限于法人企業,其他民事主體被排除在破產范圍之外。因為缺少個人破產制度,使得法律對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夠周延,立法者只得借助一系列有關的替代制度來彌補這一缺陷,但在根本上均無法取代個人破產制度。3



1.終結執行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57 條規定了終結執行的情形,其中第 5 項種與破產的條件相同。這一條雖看似與個人破產當中的免責制度類似,實則具有較大差別。4 裁定終結執行并不意味著債務將被徹底免除,若之后被執行人獲得新的財產,債權人仍然可以請求返還,這也是為什么法院的陳案會越積越多,大量司法資源被浪費的原因。與此相比,在個人破產制度中,執行案件具有有效的退出機制,即使欠下再多錢也無需償還,破產人甚至可以像香港影星鐘鎮濤那樣買六合彩沖喜,因為破產期滿后所中獎金全部屬于自己。除此之外,終結執行規則只適用于公民個人,仍然無法解決破產制度不周延的問題。


2.參與分配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在強制執行中設立了參與分配制度,規定分割被執行人財產時參照企業破產法分配措施的情形。根據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這里的被執行人包括所有民事主體,是當法院采用了各種執行手段和方法,債務人仍無財產可供執行時,相對公平合理的分配措施。有學者認為,既然該種替代措施未區分自然人和法人,表明個人執行不能時財產分配與企業破產財產分配制度如出一轍,何不統一實體法與程序法,將自然人囊括在破產主體之內。5 也有學者表示,參與分配制度存在如前提條件嚴苛、分配主體狹窄、申請期限不固定、缺乏財產維護與保障措施等弊端,在效力和效果上都不能完全取代個人破產制度。6


3.限制高消費令


為了進一步解決執行過程中帶來的問題,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對限制高消費行為作出明確規定,并指出對違反該規定的被執行人可依據《民事訴訟法》和甚至是《刑法》的相關規追究其刑事責任。在2015年該《規定》被修改后,明確將生活或者經營必需的有關消費排除在外,可見對逾期履行中被執行人限制高消費令與在法人企業破產中管理人決定債務人的日常開支和其他必要開支并無本質差別,是個人破產制度的預演。7 但《規定》的內容過于簡單,缺乏對被執行人現金消費的有效監督,無法代替個人破產制度那些不可避免、客觀存在的問題。8 為防止債務人濫用私權,不如重新評估現行破產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


4.其他規則


除上述替代制度外,我國政府為應對突發性群體災害,也曾頒布緊急措施以解災區民眾的燃眉之急,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的工作報告中還對失信被執行人規定了其他如限制出境、強制財產申報、曝光失信信息等更詳盡的手段。9 近年來,法院為了更大程度上加強對“老賴”的曝光力度,形成更為強大的輿論攻勢,在浙江、四川、陜西、福建、江蘇等地與電影院聯合,在電影放映之前先播放一段帶有失信被執行人照片和個人信息的片段。這樣做確實有一定的威懾效果,但一昧的插播公益廣告,不僅引人反感,有侵犯顧客權利之嫌,還可能侵害到失信者的人格權利。


相關制度還有很多,在此不做一一列舉,但從整體上看個人破產制度在我國已初見端倪,一直用替代性措施也不是長久之計,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指日可待。


(二)我國個人破產制度可行性分析


1.信貸比重提高:傳統消費觀念發生轉變


在2004年新破產法起草過程中,盡管一些小組成員提議要設立個人破產制度,但立法機構最終將其排除在外,首要理由便是認為中國人的消費觀念不夠超前,個人破產的適用情形很少。但十幾年過去了,現在的主要消費人群已經不再是傳統的60、70后了,中國個人消費信貸情況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傳統的現金消費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新興信貸種類的出現使得消費觀念更加超前,諸如螞蟻花唄、京東白條還有信用卡等服務已是家喻戶曉。除了商業銀行外,那些無需抵押、審核迅速、授信方便的消費金融公司呈井噴式增長。很多人年紀輕輕就背上了房貸、車貸或助學貸款,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收入,將來無法還債的風險不可忽視。在此種背景之下,繼續堅持只承認法人企業的破產主體資格實無必要,為了應對個人信貸風險凸現等問題,盡快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切實可行的。


2.征信體系優化:失信者的財產無處隱藏



2006年中國人民銀行推出了一代個人征信系統,通過采集居民個人基本信息、信貸交易信息和非銀行信用信息等,為各類經濟活動特別是借貸市場活動提供完整、準確的信息服務。在運行的13年中,雖社會公眾的信用意識顯著提升,但仍難以避免系統漏洞的存在,暴露出諸多問題。近期,央行相關負責人表示第二代個人征信報告已處于試運行階段并即將正式上線。相比第一代征信系統而言,新版的內容更加豐富、更新速度提升,還將銷戶者還款記錄延長至五年。近年來,全國也出現了各類對個人信用進行調查、評級、提供咨詢管理等服務的征信業務的公司。可以看出,政府十分重視個人信用問題,公眾也逐漸意識到信用問題的重要性。雖說仍有投機者逃債現象的存在,但不能因個別違法犯罪行為就否定整個信用機制。況且在大數據時代,手機定位十分發達,各種APP都能輕易追蹤使用者的一舉一動,隱藏財產的行為將無處遁行,這些都能為實施個人破產制度提供便利。


3.國際立法潮流:豐富的經驗可資借鑒


從時間上看,自羅馬的財產執行制度來看,最早的破產制度是適用于個人的;從使用范圍而言,個人破產案件占法院受理案件中的絕大多數。從2001年加入WTO到主動提出共建“一帶一路”以來,參與跨國活動的主體所受限制減少,不僅是跨國企業,連非法人組織和普通游客都包含在內。有學者指出,在這種大環境下,若我國再不擴大破產主體的范圍,將帶來無法衡量的經濟損失。10 目前,我國香港、澳門地區以及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建立了完善的個人破產制度,可見一般破產主義已是國際主流,存在大量立法與實踐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11 有了這些成功經驗,建構個人破產制度時便能少走彎路,能夠快速有效的解決跨國交易中的不公平問題,使我國對外開放的通道更加暢通。


                                                未完待續 




 腳 注 




1、 參見廖玉琛:《個人破產制的價值衡平》,載《現代企業》2019年第4期,81-82頁。

2、《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申請(被申請)破產的債務人應當具備法人資格,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個體工商戶、合伙組織、農村承包經營戶不具備破產主體資格。”

 3、參見趙萬一,高達:《論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構建》,載《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第81-89頁。

 4、參見楊顯濱,陳風潤:《個人破產制度的中國式建構》,載《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第98-104頁。

5、參見蔣國艷:《論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構建》,載《廣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

 同前注③。

 6、參見種林:《破產管理人選任制度: 中歐比較研究》,載《政法論叢》2015年第4期。

7、參見王曉鋒:《個人破產法律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載《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8、參見張素君:《地震災難后面臨的相關法律問題及對策》,載《人民論壇》2013年第23期,148-149頁。

 9、參見孫穎:《論我國個人破產法律制度的構建》,載《現代法學》2006年第3期,91-97頁。

 10、參見孫穎:《論我國個人破產法律制度的構建》,載《現代法學》2006年第3期,91-97頁。

 11、同前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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